2023年8月19日上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王云路教授为高研班学员作题为《谈谈正确理解古代注疏的必要性》的讲座。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利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王云路教授就注疏材料的特点进行了说明。她指出，在众多的语料中，注疏是体裁十分特殊的语料，体现了语料的真实性、时代性、通俗性，不同的注疏类型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词典编纂的立项原则

王云路教授指出，词典编纂离不开古注，在词典编纂时，利用古注作为立项的参考是十分常见且重要的方法，她借《汉语大词典》中“食”的语例，指出“‘食’的31个义项，共用前人古注33个”，说明前人的训诂成果在辞书编纂中的分量之重。但同时也要注意，利用古注来辅助建立词典义项时，还需要把握以下几点原则。第一，据古注立义项要具有概括性。引用古注需要斟酌，义项需要有概括性，不能完全因古注而设立义项。词典编纂中此类失误很多，应当引起重视。第二，利用古注分析词义层级。以“食”的义项为例，在分析词义层级的基础上，指出其中“言已出而反吞之”“有为、作为”“虚伪、作假”三个义项的设立有芜乱之嫌，从而说明如果不分辨训诂类型，将前人“解文之训诂”立为义项，就会造成词典释义的错误或芜杂零乱。第三，古注失误不应当引用。王云路教授指出，古注并不是颠扑不破的，其中也存在着错误和疏漏，在利用古注时，首先要予以辨别。对于有误的古注，不应当引用。

二、混淆古注类型造成的失误

（一）混淆两种注疏类型，以不误为误

词义训诂有“解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的不同，引用古注同样需要分辨，如若有所混淆，就可能以不误为误，从而产生失误。王云路教授通过对“奋”核心义的考察，分析高诱对《淮南子》“奋首”一词的注释，指出，此处高诱注“摇头”一解并非有误，而古今学者以为其误，实是因为未能充分认识到古今词语的差异性、未意识到“解文”“说字”两种注疏类型的不同。因此，她强调，许多故训旧注是对相应的文献整体文义的串讲，即“解文之训诂”，据此为词典立项是不妥的，我们应当区别“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

（二）误解古注标点造成的失误

《汉语大词典》中，有依王逸注而立义项的情况，王云路教授借其中误解原文的类型与标点的语例指明此种失误情况。她重点举出王逸《楚辞注》“指，语也”一例，在参考现代其他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语料的出处的考察和对先秦文献中相关的历史史实引用，同时结合比较互证的方法，指出在编纂词典、设立义项的过程中，存在着因误解古注标点而造成的失误情况，此处“指语”即与“指天为誓”文意一致。同时，因为王逸注流传甚广，即使后代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征引补充了疏证材料，但仍不可取信。

三、误解古注产生新义

王云路教授借用“契阔”一词在古代文献中有多重含义来阐明因误解古注而产生新义的情况。她首先就“契阔”一词进行分析，指出其本为并列结构复音词，“契阔”作同义并列双音词，犹言“分离”；作反义并列双音词，犹言“离合”。其次指出，因为注释或理解角度的不同，《诗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广为流传，后代“契阔”还有了两个含义。一是“契阔”的用典义。从整个诗意出发，“契阔”有了“亲密、投分、生死相依”的含义。二是“契阔”误解古注产生的“勤苦”义。《毛传》“契阔，勤苦也”的对语境义的阐发，但后人忽视了毛传是文意训释而非词义训释，径直把“勤苦”当成词义，经久流传，最终产生新义。

最后，刘利教授为讲座作总结性发言。他首先结合本场讲座的内容，就古注利用的必要性说明了自己的两点理解：一是明理，即明确“文意”与“词义”差异之理；二是致用，正确理解古注，首先要求我们正确地辨识古注，从而为解经、科学地建立义项奠定基础，进而为研究词义发展演变服务。继而指出，王云路教授通过两个精彩的示范性的语例考释，在阐释具体语料的过程中将训诂的方法，尤其是南派训诂学的治学思路及方法生动全面地展现出来，给学员上了一节充实风趣的训诂大课。

撰稿：石子玉

审稿：孟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