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 卡 片

　　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敬文先生培养的中国第一位民俗学博士，1989年毕业后留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担任钟敬文先生的学术助手。曾先后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芬兰约恩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国远东学院、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俄国国立人文大学、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等欧美高校做博士后、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合作研究和工作。董晓萍教授继承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学说并加以发展，拓宽了现代民间文艺学，建立了现代民俗学、田野民俗志、数字民俗学、跨文化民俗学和跨文化民间文艺学等新的研究分支。国际民俗学会会员(芬兰)、法兰西学院亚洲学会会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和第七届学科评议组社会学组成员兼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室主任。兼任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女教授协会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等社会职务多种。已出版著作80余种，发表论文350多篇，曾协助钟敬文先生集体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个人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著作奖一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文联优秀学术著作“山花奖”、北京市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等多种。

董 晓 萍

　　北京师范大学女教授讲坛的特点，是突破代际差距，探寻社会责任，提高女性师生励志成才的自觉性。走上讲坛的女教授们，与听讲的大学生的年龄，差距很大。她们有的生于世纪之初，有的生于世纪之尾，但不管怎样，都生于20世纪。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动荡最激烈的时代，战争、和平、现代化、全球化、网络信息化都来了，个人不可选择的事情很多，时代的巨变与个人自主性的矛盾相当突出。但在时代动荡之际，个人的正确选择又变得十分重要。就中国环境而言，所谓个人的正确选择，其实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因为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文化觉悟和积极的社会责任。人不能选时代，但人能选择自己的自主性。在人的自觉性不足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拥抱时代，从中吸取正能量，获得自主性。我生于20世纪中期，上大学时，赶上祖国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来又从事了现在的民俗学专业。从我的个人和专业经历看，这也是时代变动考验人的选择能力和文化自觉性的结果。

董晓萍与导师钟敬文先生在校内五四纪念亭合影

 曾经离民俗学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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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资源平等是发展教育的基础。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庭中有多人留学海外，有多人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男性、女性都有。这种家庭能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呢？那就是只要有机会，不分男女，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平等的，这与现代社会的独生子女有些类似。

　　但做学问又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科学事业，为此要付出无数的心血和汗水，要有坚定的文化信念，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并获得实际的本领，才能坚持下去。除此之外，还要有顽强的意志和较高的工作能力，才能取得好成绩。因此，做学问与娇生惯养是无关的。生活条件好，不能代替做学问的辛苦付出。我的前辈在处理家庭和事业的关系上，都采取了简单的生活态度。他们的生活目的好像就是要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某些问题，这与他们热爱科学的兴趣和品格是一致的。他们穿戴整齐，家居清雅，但不复杂。父亲每天很早就起来读书，做笔记，这种生活方式将学习日常化，对我的影响很深。亲友们中间经常说，某某前辈学了十几门外语，对多语种的外文书可以翻出任何一本，说出内容梗概，为此出了大名。某某前辈将生物化学理论用于民生，发明了适合大众需求的日用品，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方便。这些观念和行事都对我的人生态度和事业选择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这种家庭培养，与今天的独生子女训练，也许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所不同的是，我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另外，在家庭的教育下，文理科的学习没有偏科，发展得比较全面。这些虽然与我后来从事的民俗学研究距离很远，在又在我真正进入这个领域后派上了用场。

1989年董晓萍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导师钟敬文先生与答委会杨堃、马学良、启功、金开诚、刘魁立、陈毓罴诸教授合影（袁金良摄）

　　近年中国对外开放后，人们学会了“舒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是外来的。其实从事学术研究或职业化的特殊人群，他们都要在“不舒服”的思想范畴内，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去完成工作，追求梦想，乃至有所创新。

　　人的综合素质是与专业奋斗相对称的。我父亲嘱咐我，任何时候都不要抱怨，这对我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在这点上，我与对王宁先生和张厚粲先生所讲的内容有很多共鸣之处。我的体会有两点：一是要学会看整体历史，二是要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学会这两点，有利于人的成长，这在男女生都是一样的。

　　科学无国界而人有祖国。前辈很早就了解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学问大了不是要嫌弃祖国，而是千方百计用所学的知识改变祖国的面貌。在他们的学术圈和生活圈中，也有不少外国人，但这些外国人不是中国人的枕头，而是外国人为有这样出色的中国朋友而感到骄傲。这也使他们都相当地自信，在历次社会变化中处事不惊，甚至在逆境中也有乐趣。这种自信让他们与浅薄和骄傲无缘。这种自信来自对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崇敬，也来自人的严格自律。它让人自尊自强，也让人受人尊敬。这些都给我很大的影响。

 走进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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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赶上了老一代著名学者重返讲坛的末班车，经历了他们晚年亲炙弟子的最后岁月。我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钟敬文教授身边的。后来钟先生门下的弟子增收，钟老教我的一些经历，别人也有；但稍有不同的是，我有幸成为他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我又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他教学对象中的“独生子女”，所以他对我也比其他弟子要更严厉，当然我的偏得也多。博士毕业后，我留校工作，继续跟着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给他当学术助手。我为钟先生抄了很多年的手稿，协助他整理讲义和编书，这使我有机会不断地弥补与他的巨大差距。钟先生穷毕生之精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精英诗歌、市民通俗文学和底层人民的天籁文艺打通研究，创建了中国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个中的学术智慧、历史成就和人生经验，绝非一个后学在短时间内所能学到，而是要长期学下去。

钟敬文先生审阅董晓萍编《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罗靖摄，1999)

　　因此，在留校之后，我照常跟他上课，除了我自己讲课，凡他讲课我都每场必到。举个例子说，钟先生为博士生讲授“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的课，我连听了7次，录音带也有了7套，我后来根据这7套听课笔记和录音资料整理出《中国民俗史和民俗学史》一文发表，在这些事上，我没有半点偷懒。

　　跟钟先生久了，我更意识到，民俗学绝非小儿科，十八般武艺都用得上。而论钟老的武艺又岂止十八般？有些是我们后辈学也学不来的，比如说，他写诗作赋的天才我就学不来。他起得很早，我们上午开始工作前，他动不动就“口占一首”，还背给我听。那时他已年逾九旬高龄，还有不间断的文学创造力，这让我目瞪口呆。但在做学问方面，我还是可以百倍地用功的，当然这也是当助手的“专利”。于是，每逢我在教学科研中有了新想法，特别在汹涌而来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有了新问题，我总能第一个趋前请教，听他耐心地回答和旁征博引，一来二去，我们之间的日常对话又成了第二课堂。有时我眉飞色舞，他也谈笑风生。等我说够了，他就说“写下来”，我就照着做，时间长了，我照写不误，他也照“批”不误。他就这样把指导我的工作变成了继续教书，我也把记录他的思想和表达自我当成了一种愉快的训练，优哉游哉，竟不知时间飞逝。

在全国政协礼堂陪钟敬文先生开会(右起：王蒙、钟敬文、董晓萍，1996）

 国际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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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钟先生生前，在他的支持下，我几度出国学习，去了美国、芬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这种国际化的教育，对我从外部角度认识中国民俗学的独特价值，了解钟先生民俗学学说的地位和特点，很有帮助。

　　1994年，我第一次到了美国留学。在大洋彼岸回望祖国，我能看见国内正在拼命地补西方的课，而西方却在拼命地提倡自然生态和文化原创；我也能看见民俗学所关注的民俗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影响。这使我更加体会中国长期稳定的农业文明对世界的意义，也能隐约感到当时国内尚存的广大农村传统正面临着不可逆转的转变。这些都急待研究。我发现了钟先生所坚持民俗学研究是何等地富于远见。那时我还在给钟老当学术助手，我写信问他，家里的事情是不是堆成了山？他却回信说，延长学习时间吧，还给我开了一张新课单。我听到这种无私的师训已不止多次，我后来对民俗学的加深理解，也是与他对这门学问的人格化影响分不开的。

　　钟先生给我的中式教育，与我所接触的西方教育，两者是很不相同的，西方教育的师生之间的交往也有密切交往，但总是要保持距离的。特别是文科，西方导师不会把他的新思想和没有发表的课题告诉你，更不会手把手地带领你走出迷茫。中国留学生出国后，都希望有这种手把手教书的好事，但那是做梦。中国却有“一入门樯，永为弟子”的史训，如果这种传统能够得到合理保持和正确使用，就能把前人长期积累的重要学术成就持续地传承下去，这些学者膝下的后学，在严格自律的前提下，也能在高起点上做持续研究。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钟先生的教育思想对培养人才和发展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影响，里面有个小题目叫《不可替代的大师价值》，我摘引一段写在下面：

　　一个学科的学术大师是拥有极为特殊的个人价值的个体。学术大师决定着一个学科的命运。在大师之下，其他不同层次的高级优秀人才也都是有其个人价值，但这种个人价值要在大师的榜样陶冶中化育，要在学科的优秀传统中养成。……学术大师是最优秀的个人价值拥有者，就在于他的价值有对国家科学文化事业的高度融合性。这种个人能够在国家最需要、事业最困难的时候，勇敢地担当和坚定地付出，是能够带动整体团队建设的人。大师为团队牺牲并不影响他的个人价值的存在，而大师帮助团队取得成功，那么这种个人价值就更为高尚和持久。

　　在外国导师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欧达伟( Professor R. David Arkush）和英国著名汉学家杜德桥( Professor Glen Dudbridge)对我的影响最深。两人分别受教于20世纪中后期世界一流汉学家费正清和龙彼得的门下，训练严格，著述精深，连他们自己的洋弟子都对他们望而生畏，不敢报考。我后来与他们亦师亦友，是因为我习惯了跟钟先生工作的严厉气氛和随时的对话与写作，能够把严谨的学风与活跃的思想两者组装在一起，变成学术作风。在美国期间，我与美国导师合作完成了《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和《华北民间文化》两部书稿，我自己也写完了《民俗学导游》一书，里面都涉及中国民俗问题。我跟外国老师学习，从形式上看，与我在跟钟老学习和工作有相似的地方，但实质大不一样。他们完全用西方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发现问题的方式跟我说话。他们有他们的一整套思想。他们启发我考虑以下问题。

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做博士后(左一：欧达伟教授(Prof.David Arush)，右一：董晓萍，1994)

　　一是对口头传统资料做社会史研究。二是从民众的角度做自下而上的研究。三是在研究中，不受既往分类观念、分期结论和前人理论观念的束缚，而是要借助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的成果，思考自身文化资料的具体实践过程，而这些正是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对他们的研究方法，我专门写了文章发表，其中有一篇叫《传说研究的现代方法与现在面临的问题》，发表在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上。四是外国学者的治学精华，也不是都能刻意学来的。因为中西学术有不同的学术传统和表述体系。那么，收获的大小怎样衡量？它是由另一种因素决定的，就是你自己的积累程度和思维能力。你越有积累、越有思想越好。这样双方才能营造对话和交流的平等气氛，而真正的学习正是从这种氛围中开始的。双方谁都不会跟对方一样，从小到大再学一遍，双方是在某种绝对精华的交叉点上，互相启发，并彼此吸收。五是做中西比较研究。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学他们的学问，发展中国的民俗学。

与美国作家和学者聚会(左起：聂华苓、金在温、董晓萍、徐祁莲)

　　在中外学问和中西文化的那种强烈的反差中，我的感想何止千万！但最根本的，还是在国际学术环境中，增进了对祖国和祖国学问的认同。1996年，中华书局曾出版过我为钟老编的一本书《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在这本书的《编辑后记》中，我曾对这种内外反差式的学习做了如下总结：

　　80年代以来，中西学者似乎齐头并进地研究民间文化，……但我们只看到学者之间课题的相似还是远远不够的。中西学术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彼此都有为各自历史文化所制约的价值观念、关于新生活的想像，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追求的理论模式。所以，无论就研究者、还是学习者而言，都应该同时留意这方面新兴学说的理论来源和结构体系的民族文化特征。……在当代中西交汇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下，……要能拿出本民族学者自己的优秀成果，又能开展积极的国际学术对话，这一点更为重要。这样写出来的著作，中国人要研读它，外国人反过来也要借鉴它，它的地位，因此也是不可替代的。

　　多年中外交流的经历，还让我对民俗学更加敬畏。我明白这是一潭深水，在这里曾来过许多的世界级探险者，成功而返的人并不多。不过它还会吸引无数现代人前来，取而用之，而我未来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这样的后继者。

 当民俗与有科学知识的人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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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两样用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是出口的，即思想和民俗。在现代社会全球化的语境中尤其如此。民俗也是一种人类知识，不过与目前学校讲授的知识不是一个系统。民俗是需要人通过生活方式传递信息的文化。中国人口量巨大，民俗的信息化速度惊人，传播民俗的需求量难以胜计。没有人的传承，民俗早就死了。

在北京大学上课(2019)

　　当民俗遇见了有科学知识的人和事，还会爆发极大的生命能量，这就像刘翔看到跑道就想跑，你看见了好友就想请他吃顿好饭一样。在法国巴黎，我到过伟人祠，那里长眠着千百位顶尖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和自然科学家。我第一次到那里时，曾费尽周折，找到了居里夫人的墓地。我发现在她的石棺上，竟奇迹般地摆着一大束鲜花，这在整个伟人祠中几乎是仅见的。同行的法国女孩告诉我，她去过居里夫人的祖国波兰，在她的华沙故居，每天都有来自各国各地不知名的群众敬献的鲜花，把门口都摆满了。送花和戴花在东西方都是不年轻的民俗，当这种民俗遇见一位把一生献给了现代原子物理学的女科学家，一位在放射医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女发明家，一位为了人类共同的科学文化事业不避艰辛、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两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种民俗就会奇异地发光发热，给世界留下美好的记忆。

　　我最初学民俗学的时候，误以为它只有民间属性，但后来见得多了，才明白民俗知识应该更多地与有科学知识的人的相遇，将人文精神和世界进步在一起构建。

董晓萍与法国巴黎多科技大学的学生在一起（金丝燕摄，2013）

 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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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俗学

　　我继承钟先生教我的民俗学，再向新的方向发展，中间经过了历史学。现在看来，我后来推进的一项较有价值的工作，就是发展现代民俗学，它的起点是建立水利民俗学。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David Arkush)教授来找钟老合作，钟老派我前往。这种合作持续到2005年。我们在研究历史文献和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共同撰写了《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一书。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民俗学与历史学结合，不仅能寻找到历史文献的另一半隐型文字，而且能重构民众的精神世界。但这还不够，还要走进民众的物质世界和社会组织。在这点上，我和法国历史学者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合作调查华北民间水利组织与用水民俗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我们最后出版了合著《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2003)。以后，我还带领研究生进行了北京用水民俗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北京民间水治》一书(2009)。水利研究，需要将民俗学与历史学、水利学和金石碑刻学结合起来，观察和阐释民间节水文化传统，这就把我的研究带进了一个新领域，能让我全面地认识民俗文化。我认识到，民俗学所研究的水利社会对象，不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的人类学派所强调的社会运行基本要素去操作的，如人口的增减、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和资本的变迁等。民俗学研究水利民俗所反映的村落、家族或个体成员之间的情感纠纷、社会态度、日常具体问题及其口头叙事、行为价值观。再由这种叙事和行为模式，考察当地的自然地理、历史传统、技术事实、习惯法、民间组织自治规章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理的具体事实类型。学者需要把这些看成是一整套地方知识，由此分析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所折射出来的当时社会管理制度和国家形象。民俗学者在水利调查中处理文献和田野的关系不是简单对应的，而是要分层处理的。学者要承认这中间存在因具体而复杂的、动态思维类型的网络。而正是它能告诉我们以往所认为的一般规律并不可靠。水利民俗研究还让我看到，在历史文献中认为不可能的，有可能在民俗文化中是可能的；历史文献中认为灾难治服村庄，在民俗文化中却是灾难与村庄共存的。这种水利民俗因而能凝聚人心。老百姓拥有了它，很踏实。学者认识了它，很敬佩。社会“普世”它，很需要。

董晓萍(左三)与法国学者蓝克利(左四)在山陕农村调查水利民俗与农民社首合影

　　在水利民俗学的基础上，我又开始了粮食民俗、土地民俗和寺庙民俗的研究，并有所拓展。我把这些心得写进了《现代民俗学讲演录》一书中。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农雪玲，在拙作付印前，写了一份书评寄给我，题目是《所谓民俗——被凝视着的俗世民生》，我抄一段在下面：

　　董教授对于民生社会的关注贯串全书，让人分明感觉得到，在她这里，“现代民俗学”真正是走入民间、扎根于最广大民众土壤的“术业”，……比如第四章《土地民俗》的个案就是对寺北柴村的土地组织“伙”的研究……董教授选择这里以了解华北基层社会的最一般的生活史，显然是找准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切入口。……在这个以无战争破坏和无抵抗事迹而中外扬名的村庄中，战争和战后的政治运动给这里的村民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及由此压力带来的心理忍耐——如果不是对民众的生存状态抱有深刻的同情和理解，显然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在正规而学院化的调查中，最容易漠视民众深隐着的感情和态度，即使得到了表面上正确无误的数据，实际上往往因为没有获得民众的信任，并没有能接触到最核心的人文内层。……本书梳理了传统民俗廷续到现代社会和现代学者研究视野中的主要部分，包括了粮食民俗、水利民俗、土地民俗、性别民俗、组织民俗、宗教民俗等。这些内容，即使是对现代民俗学一无所知或毫无关涉的读者，也仍然会从中找到切身相关之所在——因为，这就是民俗。

　　我没见过农雪玲，能聆听到这样的反馈，我很欣慰。

田野民俗志

　　钟老自称是“书斋学者”，我走向了田野。我出的很多书也都来自田野。我认为，这也是民俗学的学术传承和发展之使然。至少从目前看，民俗学与田野作业之间互相需要的理由，大体有三点：一是民俗学研究民俗志，这本身就要在田野中找机会和找发展；二是可以在民俗学理论的支持下，重构历史文献系统，我称“文献民俗志”，最近我出了一本书《文献与口头》，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三是民俗学研究传统人文资源系统，这个系统的自然观与社会观讲究和谐。在高科技造福与威胁并存的时代，它被田野追着消失，又被田野捧着挽留。民俗学要到田野中去“充电”，才能保持理论的活力和方法的灵性。民俗学也要到历史经典中去追寻，才称得上方法完整。我把在这方面多年教学科研的成果积累起来，撰写并出版了《田野民俗志》，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颁奖机构的评语说：“此著继承和发展钟敬文民俗志学理论，抓住民俗学学科建设中的症结，首次提出了‘田野民俗志’的概念，并从这一学术概念出发，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并提出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新方法。作者全方位地论述了田野民俗志的学科地位、理论构架和实践方法，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民俗学方法论的著作。作者强调将田野民俗志与历史文献学一道建设，符合中国实际。作者从田野民俗志的角度，提出改革民俗学大学教育的问题，并给出教案样本和正规训练项目的格式，具有科研与教学的双重职能。此书出版后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当代中国民俗学走向世界与国际学界对话的标志性作品”。

田野作业（艾茉莉摄）

数字民俗学

　　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近年来，我把快速发展的数字信息科学理论与民俗学相结合，建设了一个新的研究分支，叫“数字民俗学”。2003年，获得学校的支持，我成立了数字民俗学实验室，我任实验室主任，现在这个实验室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我和我的团队在理论方法的创新和数字民俗软件的研制上，都有相当的收获。

　　运用数字民俗学的理念，创建数字钟敬文工作站，全面贮存和展示钟敬文先生的学术文化遗产，向本专业后学人才传承，向社会公益教育传承，也开展国际交流。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在国际国内同行中，还没有一个由民俗学专业人员创办的数字名师教育研究站，本站在理念和实践上都具有超前性。

董晓萍与民俗学专业毕业博硕研究生在敬文讲堂前留影

跨文化学方向博士生开题(右起：赖彦斌、李正荣、董晓萍、王邦维、金丝燕、王一川、罗珊，2018)

　　建立数字民俗“藏品”的概念，突破口头传统保护的难点，创建数字中国故事博物馆。中外民俗学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民俗文化多样性研究与民俗海量信息管理的困难，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解决了民俗“藏品”的概念界定与操作技术问题，跨越了同行将数字博物馆和数字典藏库分开建设的两个阶段，直接进入两者整合建设的阶段，建成了一个包括中国精神民俗、物质民俗和社会组织民俗在内的“民俗图像电子典藏库”。在典藏库内，建立了基础资源数据、民俗分类数据、主题研究数据、数字合成数据和信息发布系统等各个层次，这些工作对提升民俗学的整体研究水平和改革研究生教学方法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2005年，我主持北师大985工程“数字大学博物馆”民俗学专业的子课题，使用钟敬文先生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将其纸介成果转化为数字数据，带领团队，于2006年建成“中国数字故事博物馆”。这个工程对我国故事民俗优秀遗产进行数字化收藏和展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型民俗叙事建模，这在国内外同行中都是首例。

　　加强空间民俗研究，建立GIS数字民俗地图空间演示模型。近年人类遗产学兴起，我们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文件和我国政府通过的“四遗产”保护公约，与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发展中心合作，研制成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数字模型空间演示模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数字模型空间演示模型、中国戏曲志数字模型空间演示模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教学科研空间演示模型。自2003年至今，我们将这类研究，延伸到物质民俗研究、社会组织民俗研究、宗教民俗研究、节日民俗研究和跨文化的民间文艺学研究等多个研究分支内，完成了北京手工行业现代老字号传统民俗研究、北京节日民俗志研究、中日印故事类型比较研究等多个数字软件和数据库650余种。我指导研究生撰写了带有数字民俗研究章节的博士学位论文12篇，硕士学位论文9篇，这些论文全部通过答辩，并全部获得优秀成绩。

　　这一系列创新项目，带动了民俗学的基础研究，也促进了民俗学相关分支领域的研究。2009年，我带领团队出版了《数字钟敬文工作站》等“数字民俗文化遗产系列丛书”，对我们从事数字民俗学研究和实践进行了总结。数字民俗学的探索，将北师大不可替代的钟敬文先生的学术文化成果与后续发展信息给予现代化的展示和交流，积累了民俗学基础研究与社会重大应用相结合的综合经验，更新了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特色，加快了学科建设的步伐。

跨文化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

　　今天的民俗连着世界，但以往民俗学国际化但不跨文化，现在需要发展。在当代社会跨国民俗和跨境民俗交流频繁，民俗学也扩大至跨文化民俗研究。我近年还出版了《全球化与民俗保护》一书，开始了跨文化民俗学研究的探索。该项研究具有中外文化研究双视角，在民俗教育国际化的全球思潮中，提倡放眼世界，提升国家文化主权意识，建立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构，维护民俗文化权利，增强责任感，提高全社会关注国家民俗文化的整体水平。艺术美学学者王一川教授发表书评认为：“全书在讲述当代生活中丰富的民俗学案例的基础上，把读者带入民俗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旅行中，成功地实现由民俗体验升入民俗保护理论及民俗学理论建构高度的预定意图，可以有效地唤起读者体验并探索全球化时代的生活之根的激情和责任感，堪称一部精心创构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民俗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12日)北京语言大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舒燕副教授在书评说：“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使民俗学者不得不更多地关注现实。本书体现了中国当代民俗研究的理论转型。作者从文化多样性与民俗反思、全面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民俗保护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展现将学术化思考与散文式表达结合在一起的语言风格。”(《东方丛刊》2008年第3期)。《全球化与民俗化》与我参与钟敬文先生主编《民俗学概论》，均获评教育部全国十二五规划教材。我还与王一川教授合作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了《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专论》（商务印书馆，2015），同类著作还有《穿越文化层》（中华书局，2017），以及我总结和研究钟敬文先生民俗学思想的专著《钟敬文与中国民俗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董晓萍在巴黎访谈汪德迈先生（陈辉摄，2018）

　　近年来，我全面转向民俗学立场的跨文化学研究，陆续出版了《跨文化民间文艺学》《跨文化民俗学》《跨文化民俗志》《跨文化民俗体裁学》《跨文化民间叙事学》《跨文化技术民俗学》《国家•历史•民俗》等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2019），相关研究和写作还在继续。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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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术研究本身无男女差别，身为女人更容易被关注，而我们的努力目标之一，是要将这种关注变成积极文化。我们要像杰出的女学者前辈那样，将女性的美丽、聪明和理想，与文化自觉性相结合，形成社会责任感；与简单的生活方式结合，形成刻苦严谨的学风和持续钻研的意志；与善良的品格结合，形成社会公益精神；与中国优秀礼仪文明相结合，形成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现代风度。

　　第二，女性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和生理特点，这是男女两性的天然差别。这种特点使女性更善于顾及后果。女性要一世聪明，而不是一时聪明。女性可以不周到，可以轻信，可以单纯，而这些都不一定是女性的缺点；在提升人的自主性的前提下，它还应该是另一种成熟。但女性不可以不顾后果。我们要向事业有成的女性前辈学习，要学习她们为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一世聪明。她们的价值观就是整体社会观，其意义是促进社会的长远发展。

学习前辈王宁先生和张厚粲先生主持北京市和北师大女教授协会工作期间与王静爱教授合影（李美仙摄）

　　第三，在当今的国际学术大本营里，民俗学已经是当家的国际前哨。我闻到了全球化被西方学者顽强抵制的浓浓硝烟，也看到了中国民俗学与其他国家民俗学逐渐有了平等对话的气氛。然而，在诸多先进学说中，唯有那些与人类命运和地球环境深刻相关的伟大学说，才具有超越学科和国界的影响力，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男女差别。

董晓萍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钟敬文全集》出版与钟敬文学术文化思想座谈会（曹文瀚摄，2019）

参加《钟敬文全集》出版与钟敬文学术文化思想座谈会的部分学者合影(右起：王一川、王宁、董晓萍、杨共乐)（曹文瀚摄，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