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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宗达
陆宗达
陆宗达(1905—1988)   字颖明,又字颖民,祖籍浙江慈溪,世居北京。市立第四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8年毕业。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由同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党组织被破坏,与党失去联系。抗战中北平沦陷,陆宗达在辅仁大学教书,一位日本汉学家前来拜访,并表示交流学术的愿望。他对来访者说:“我也很愿意和您交流学术,可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不行,请您以后不要再来了。”又,日本人编一本中国名人辞典,向他索要照片和履历,也被他拒绝。他爱好昆曲,并很有研究,曾于1929年建立曲会,初设于景山西街,后迁至什刹海前海会贤堂东边一所四合院,租了两间房,最后迁至绒线胡同。参加曲会有十余人,每周活动两次,有时也参加演出。此曲会1937年结束。抗战胜利后,陆宗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多年,他著有《说文同源字新证》、《说文解字通论》等。

                                         

 

当代训诂大师陆宗达

王  宁

    陆宗达先生,祖籍浙江慈溪,1905年2月13日生于北京,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6年追随国学大师黄季刚先生,登堂入室,学习文字、声韵、训诂等传统语言文字学,其时已有极深的学术造诣。建国前历任辅仁大学、冯庸大学(“九·一八”后冯庸大学遣往关内)、中国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民国大学等校教授。自1947年直至逝世,为北京师范大学专任教授,汉语文字学专业博士导师,第一、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他除讲授文字、声韵、训诂学之外,还开设了《说文》学、《尔雅》学、《文选》学、《十三经》讲读、汉魏诗赋、现代汉语等多门类的课程。尤其精通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传统文字训诂学,是中国训诂学学会的主要创始人,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重要的继承人。1988年2月13日逝世于北京。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封建皇朝已近崩溃,旧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时,新旧文化处于交替、斗争而又并存的矛盾之中,陆先生幼年时所受的便是一种半新半旧的教育。他6岁附学于伯父的干亲杨家成立的学馆,上午学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部大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下午讲报,用当时宣传革新的《启蒙画报》作教材,主要讲每日时事。可谓子曰诗云、武训办学、辛亥革命兼学并蓄。他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忠于职守又讲究气节的文人,对他的童年有很深的影响。9岁时,杨家辞退了老师,他便也离开了学馆。
    1914年,陆先生投考当时的新学校师大附小,考的是二年级,学校特准他上三年级。那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由于成绩优异,五年级时他又提前考入四中。四中最早叫顺天中学,此时已改称国立四中,招住校生,开德文课。主课有国文、数学,第三年还开设了物理、化学、生物,同时开设体育课。在这里,陆先生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影响。入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年仅13岁的他参加了街头宣传,并在护国寺演讲时被捕,不久被释放。从“五四”运动起,新思想的潮流涌进学校,封建意识再也束缚不住学生了。
    陆先生在读中学时,最爱好的是数学,很多连教师也解不出的难题,他都能解出来,所以,中学毕业后,他很想报考数学系,可是因为他学的是德文,而当时只有学英语才能考理学院,于是他便在1922年考上北京大学国文系预科,不久升入本科。北大的课分文学、语言和文献三个专业,他选的课以语言专业为主,有钱玄同先生的音韵学、马裕藻先生的古韵学、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学等。同时,他也选了一部分文学课,如黄节先生的汉魏六朝诗、刘毓盘先生的词学。词学课分词律、词选和专家词三部分,还要求选课的人每两周交一篇自填的词。陆先生所填的词很受刘先生的赏识。黄节先生也是一位对陆先生很有影响的老师。“九一八”事变前夕,黄先生赠给陆先生一幅集宋人词句的对联:“ 海棠如醉又是黄昏更能消几番风雨,辽鹤归来都无人管最可惜一片江山”这幅对联直到陆先生去世前,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黄先生的课,他的字,以及他的忧国之心,当时对陆先生的影响都很大。
    1926年,陆宗达通过吴检斋先生认识了黄侃(季刚)先生,当即为季刚先生的学问和治学方法所倾倒,于是拜季刚先生为师。1927年冬天,在季刚先生的提议下,他随同季刚先生到了沈阳,1928年,又随季刚先生到了南京,和季刚先生的侄子黄焯一同住在教习房。在此期间,他路过上海,两次亲见章太炎先生,得到太炎先生的指导。在南京,他跟季刚先生学习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文字音韵训诂学,深深体会了治学之甘苦。他在东北,就跟着季刚先生作了整整半年的《集韵》表,夜以继日地伏案填格子,一百来天过了音韵关。到了南京,季刚先生便开始指导他研治《说文》。季刚先生的办法很独到:首先要连点三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他对陆先生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陆先生再买一部来点。这样三遍下来,有些开始不懂的问题自然而然懂了。之后,才开始看大徐本白文《说文解字》,学习的方法是,利用全书进行形音义的综合系联,就是把《说文解字》里有关一个字的散见在各处的形音义材料都集中在这个字的头儿上。这种系联工作工程相当大,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还需要对《说文》十分熟悉。这项工作作下来,陆先生对《说文解字》的理解发生了质变。经过季刚先生严格的而又方法独特的训练,加上他的刻苦用功,使陆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这段时间,他随季刚先生学习经史子集,在诗词歌赋上也受到很多熏陶。季刚先生是一位性格浪漫的人,但在读书上却是一个难得的苦行者。每天白天,他让陆先生陪着他遍览南京的名胜古迹,午晚饭时边吃边论学,晚上燃灯畅谈,夜阑方休,之后陆先生回教习房去休息,第二天一早他到季刚先生那里,发现季刚先生的桌上已经又有了几卷书,全都密密麻麻批点过了。季刚先生督促学生读书也很严格。除《说文》之外,还让陆先生点《文选》、十三经和诸子,限期极短。记得有一次让陆先生点《盐铁论》,只给了他两天的时间。季刚先生必得等学生点完了,才拿出自己点校注过的书来,让学生过录。他一定等学生读过了书,并且有了自己的看法后才谈他的看法;时机不成熟时,你问他,他也不开口。季刚先生的学问、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以及指导学生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方法,都对陆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1年,我们九个人——王玉堂、钱超尘、杨逢春、余国庆、谢栋元、黄宝生、张凤瑞、傅毓黔和我——作陆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时,就深得这种方法的益处。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使我们一开始就养成了重视第一手材料、勤奋读书和善于继承的良好习惯,打好了通过古人的注疏理解古代文献的比较坚实的基本功。
    1928年秋天,陆先生在北大毕业。不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先生聘请他前去任教,教预科的国文课,1930年,还兼任了国学门研究所的编辑。当编辑期间,他接替戴明扬编写了《一切经音义》的索引,还在罗常培先生的支持下整理了王念孙的《韵谱》与《合韵谱》遗稿。这部遗稿是罗振玉刻《高邮王氏遗书》未采用的,被北大买到。在整理中,他发现,王氏在《合韵谱》中分古韵为22部,将“东”、“冬”分立,而以往学者都是根据《经义述闻》的记载定为21部。1932年,他写了《王石 瞿先生韵谱合韵谱遗稿跋》。1935年,又写了《王石先生韵谱合韵谱遗稿后记》,令人信服地证明王氏晚年对古韵的分部已由21部增订为22部。这一发现,曾引起当时古音韵研究者的重视,并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这部书,罗常培先生本要印出,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便搁下了,至今整理稿还留在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室。
    1931年-1937年,陆宗达先生在北大本科开设训诂学课程,同时跟罗庸先生讲汉魏六朝诗,还先后被聘请为辅仁大学、冯庸大学(“九·一八”后冯庸大学遣往关内)、中国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以及民国大学的讲师和教授。1932年,黄季刚先生到北京讲学,陆宗达先生为他组织了兴艺社,业余讲授《易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南下,马玉藻、沈兼士都没有走,陆宗达先生也留在北京。他不愿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教书,便只在进步势力很强的中国大学和德国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任教。吴检斋先生去世后,他把吴在中国大学担任的课都接过来,每周十二节课。当时在中国大学任教的还有郭绍虞、张弓、俞平伯等教授。
中国大学由吴检斋先生主持工作。1946年后,斗争十分尖锐,社会极不安定。陆宗达先生仍坚持治学,除了在各大学授课之外,还写成了《音韵学概论》的讲义。从1947年起,他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专任教授。
    解放后,经过院系调整,他仍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那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都已经取消,使他无法发挥自己的专长,只能教现代汉语。50年代,他和俞敏一起研究北京口语,写了《现代汉语语法》。陆宗达先生是在学术界呼唤训诂学复生的第一人。50年代末期,他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谈一谈训诂学》。60年代初,应吴晗同志的邀请,担任了由他主编的《语文小丛书》的编委,并撰写了《训诂浅淡》。直到1956年,高校才设古代汉语课,他开始在北师大中文系讲授《说文解字通论》。1961年,他开始带第一届古代汉语研究生。这在他的教学生涯中是一件大事。陆先生的学术专长有了得以发挥的机会,他以昂扬的热情,饱满的精力,全力投入到培养学术传人的工作中。他亲自教授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还开设了《毛诗》选、《左传》选、《论语》《孟子》选、汉魏六朝诗选、唐宋诗词选……他每周给十位研究生上两次课,还给个别学生亲自辅导。在教学过程中,他把季刚先生当初教授《说文》和古韵的方法传播给自己的研究生,使他们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为他们后来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基础。现在,这届研究生大都在各地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和工作,很多已是著名的学者和学术带头人,为继承我国丰富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作出了贡献。
    陆先生在著述问题上,一直受着季刚先生的影响。季刚先生生前常对学生们说,他在50岁以前要认真积累资料,50岁以后才写书。不幸的是季刚先生在49岁便与世长辞,留下了大量的札记、批注和短文。尽管如此,陆先生始终认为,季刚先生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材料不充实不要写书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以古代文献语言为研究材料,没有大量的材料积累,不从具体的文献语言出发或者对语言材料缺乏一定量的分析,只凭几个例子,其实心中无“数”,是很难总结出正确的规律来的。他目睹季刚先生的渊博和敏锐,自叹相去极远,所以50岁前,迟迟不愿提笔著述。1955年陆先生整满50岁,但那时考据学正遭受批判,陆先生还在教现代汉语,于是,他把自己著述的时间向后推了整整十年。没想到,这十年其实就是二十年。从1965年开始,陆先生正准备写几部书的时候,十年浩劫到来了。所以,从1977年起,陆先生才得以开始他的专门的著述阶段。
    陆先生早期的专业学习涉及古代文学、经学和“小学”(即以古代文献的书面语言为主要材料的文字、声韵、训诂学,亦即传统语言文字学),而他跟从季刚先生学习的主要是“小学”。“小学”在今天属语言文字学范畴,总起来说,陆宗达先生的研究工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对古代文献语言材料的解读、辨认、分析和归纳为研究工作的基点,从文献语 言中提出课题。在研究中,严格地从文献语言材料出发,不事空谈,不作空泛的推论。
    (二)传统语言学分成音韵、文字、训诂三个部门。陆宗达先生的学习和研究是从音韵学起步,以文字学为桥梁,在训诂学上落脚。也就是以文献词义作为主要的探讨对象。这是因为,从文献阅读的实用目的来说,意义是它探讨的终点;从发展语言科学理论的目的来说,中国语言学最薄弱的环节是语义学。
    (三)开展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训诂学研究。《说文解字》贮存了系统的文献词义,并且在汉字一形多用、数形互用的纷繁情况下牢牢地抓住了本字;又在一词多义、义随字移的复杂关系中牢牢地抓住了本义,为通过字形与词音探讨词义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加之自汉代以来将近两千年的研究,特别是经过清代乾嘉学者的大力发展,《说文》之学是“小学”中成果极其丰富的一个部门。以《说文》为中心进行训诂研究,就是抓住了训诂学研究的根本。
    (四)主张批判地继承古代文献语言学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从中发展适合汉语情况的语言科学。当代语言学以引进为主,传统语言学只被看作历史,很多人以为不再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了。陆先生认为,要研究汉语的现在,首先要研究它的过去;要研究古代汉语,必须同时研究汉字。汉语的特点加上记录它的汉字的特点,都决定了汉语的研究必须吸取传统的文献语言学的材料、理论和方法。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借鉴不是搬用,而要在考虑到汉语和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情况下进行,要把是否适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作为标准来加以取舍。重要的是把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发展为更先进的语言学科学,以丰富世界语言学的宝库;而不是切断历史、抛弃和排斥传统的东西而沿着从别种语言中总结出的规律来为汉语的研究另辟蹊径。
    (五)在训诂学研究中,注重理论建设,注重普及,强调应用。陆先生认为,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解释语言现象和解决语言运用中的诸多问题。研究古代汉语的人,目的是为了解决古代书面汉语也就是文献语言中的实际问题。在振兴民族文化的今天,这种研究不应当只进入科学的殿堂,而应当同时面向社会,注重普及,强调应用。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由于材料较古、方法与理论比较陈旧,因而不易普及。因此,陆先生非常注意提出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写一些应用的文章,为训诂学的普及作了大量工作。
    以上这五点——从文献语言材料出发;以探讨词义为落脚点;以《说文解字》为中心;重视继承,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言学;现向现代社会,重视普及和应用。这便是陆宗达先生研究文献语言学的指导思想。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陆先生写出了《说文解字通论》、《训诂简论》,以后又指导我、与我合写了《训诂方法论》、《古汉语词义答问》、《训诂与训诂学》。他80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是以总结文献语言的规律、探讨古代汉语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宣传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普及和应用为主要宗旨的。
    同一思想指导下,陆先生还进行了汉语同源字的研究。他为季刚先生的《〈说文〉同文》作出考证,还准备以批判继承的精神对第一部系统研究《说文》同源专著——章太炎先生的《文始》进行疏证。1983年我调作陆宗达先生的助手后,并且还打算同他的学生一起,写一部以探讨文献词义为中心的《说文解字研究》。只可惜天不假年,这些工作未及完成,陆先生便于1988年去世。
陆宗达先生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最重要的、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方面:
    第一、他在《说文》研究上独树一帜,他的《说文解字通论》是当代我国第一部《说文》研究的通论性著作,他的《说文》研究极有特色,是当之无愧的《说文》学大师。
    第二,他对训诂学的复生和在当代的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50年代,他写了《谈一谈训诂学》,在语言学界第一个呼唤训诂学的复生,这在当时沉寂的学术界可谓空谷足音。训诂学会成立以后,他出任第一届会长,为训诂学的复生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80年代以后,在先生学术思想的指引下,由我执笔所写的一系列论著,都是关系到训诂学的理论建设的。《训诂方法论》是以我在作陆先生研究生时每两周向陆先生请教问题后所作的札记为基础写成的。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被认为是理论训诂学的第一部专著。他们所建构的理论框架至今为大多数学者所遵循。
    第三,他是传统语言文字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型时期的继往开来的一位学者。他全面地继承了章黄之学,是传统语言学的重要学术传人。在他的教学生涯中,他为传统语言学的继承和复兴培养了一代学人,使这门古老的学科得以在新时期焕发旺盛的生命力。他所开创的以《说文》为中心语言文字学博士点,至今已经成为我国训诂学的重镇。
    在陆宗达先生诞生90周年的纪念会上,周祖谟先生为陆宗达先生所赠的题词是:“训诂学大师”,我想,陆宗达先生应无愧于这个称呼。现在,当训诂学的知音者日多,习学者日夥,应用者日众之时,我们或者还可以说,陆宗达先生不仅是一位当代的“训诂学大师”,而且是一位“训诂学教育大师”,他为这门学科所作的努力,当激励后学者不畏艰险,更加勤奋地攀登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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